《<管锥编>笺注》序言

作者：王进文

(资料图片)

《管锥编》是一部阐释学著作。虽然此前曾有人称之为中西比较、读书笔记，也有人视之为小品文，然而这都不是总体观照。事实上《管锥编》是对中国的十部古书进行了局部和许多的细节上的新的阐释。阐释学来源于西方，西方学者们认为，被阐释的古代文献是有生命力的，因之，对古典的重新阐释，也就赋予了古典以新的生命。在中国，阐释学古已有之：孔颖达之于经学、裴松之之于史学、李善之于《文选》，刘孝标之于《世说新语》，皆所谓“阐释”。其后如杜诗、韩文，动辄称为五百家注，又下及清人之朴学，皆阐释是也。不过我们不称其为阐释，而称之为“正义”、“笺注”等等，而究其实，皆阐释是也。

《管锥编》所阐释的十部古书，囊括了经学、史学、文学，下及小说、诗文等等，几乎遍及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，而对于社会科学以外的自然科学也时有涉及。在中国古代，古人对阐释学之运用十分普遍，凡后来者对前人的理论、学说、著述、选集等予以笺注、集释、考证、辑补，以至于各种评点、批注、索隐、发凡等等，皆是所谓阐释学也。《管锥编》选择了十部古书，取其七百八十一篇(母题)的一千五百五十六个论题(子题)，从局部或细节入手，对古籍进行了重新阐释，最终结集为四册，约为一百三十多万字，而其写作时间约用十年(1960-1970)。

从作者的国学根底上看，在精通集部。钱钟书在1948年6月出版了《谈艺录》，为文九十一篇，其后又予以增订(1984年)，合计前后统为四十三万五千字，而其中仅两篇(《陶渊明诗显晦》、《庾子山诗》)所论为唐宋以前诗文，其余所论皆为唐宋以下至清近代之诗文。1962年4月，钱钟书主持社会科学院文研所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第二册唐、宋文学部分的编写工作。1958年又出版《宋诗选注》，选宋人诗八十家，结集为二十余万字。以此三书为标志，先生之注意力所及，集中在唐、宋之后的作家与其诗文研究，并先后写就大量的读书笔记，此于《安容馆札记》可见。我在《＜谈艺录＞笺注》的《序》文里，特别引了钱基博先生《读清人别集录》(《中国文学史》第948页)说：“予读古今人诗文最伙，何啻数千家！而写有提要者，且不下五百家，唐以前略尽。严氏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邑人丁氏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及清修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，通读一过，人有评论。而于其人之刻有专集者，必取以校勘篇章，著录异同。儿子钟书，能承家学，尤喜搜罗明、清两朝人集，以章氏《文史》之义，抉前贤著述之隐，发凡起例，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，异时得余父子日记，取其中所系于集部者，董理为篇，乃知予父子于集部之学，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，以先后昭映，非夸语也！”老先生自喜而又略作矜夸之言，称其父子于集部之学，可继嘉定钱氏史学之后而“前后昭映”。此说似未见钱钟书先生道过，然其中固有外人不知之真情所在。上个世纪前半，清代学术终结，经学研究高潮结束，代之而起的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、历史，以及对先秦诸子的研究，虽存争议，而成就斐然。惟于集部之学，成就无多。盖唐宋之前典籍，多为后代学人所熟知，惟明、清、近代之学，尚未及广泛研究搜讨。研究作家作品者，除去数种文学史，就是一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(参见钱钟书文集《论复古》)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后出之“钱氏父子”于集部，正所谓占机之先也。《管锥编》论十部古籍，其所考论并引述最多者为唐、宋、明、清、近代学者之说，约略占七成以上，此则人阙我有，是其得力之处。经过一千多年的创作实践并研究讨论，批隙引微，成就空前，新见层出，研究空间大大延展，需要后人添补完善者多不胜数。而学者多单线引丝，画地为牢，且又多作人言之言，缺失挖掘积累，故见人大作，唯有叹观而已。

又：《谈艺录·序》云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”今日之学术，借鉴西方文化来研究中国文化，已成必然之势。中西比较，这在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之前后，屡见不鲜。然受制于见闻等多种缘故，其研究大多是浅层次的、机械的，因而也是缺乏论证的合理性与认可度的。钱钟书先生仗其深厚家学渊源、凭其深厚国学功底，举家侨居西国数年，作水中游而非岸上观，体验亲切，感受透辟，此见其一百八十七册外文笔记即可知。故两书之中，言及西方典籍，从哲学、历史、宗教、文化，以至于书信、格言、谚语、掌故等等，选用西方诗文来说中国故事，合二五为一十，两比贴切，血肉鲜活，探骊获珠，而又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。此又他人所嗟不及而于先生则为便宜者。较之先前之专注于唐宋以来者，又有重大拓展，同时亦有多方重要发明。

此外尚有一节亦须拈出。《管锥编》虽写于上个世纪六十--七十年代，其刊行却是在七九年八月。当时政通人和，时局安定，思想活跃，人心思变，学术研究已经不甚受到政治的左右。我们在《管锥编》里见到的研究成果以及被大量引用的佛典、道书、理学著作以及西方神学、神秘主义等等，在当时是可以时取所需，畅言不讳，用助研究之需的。前推二三十年以来，则多踪迹难觅，学者偶言及之，亦噤若寒蝉。此在钱氏，大量引之以论诗文，于是生面大开，恰巧添补此方面的缺失，此亦《管锥编》特色之一。准此，则《管锥编》不啻又“圣之时者”也。

“知人论世”，“以意逆志”，固阐释学所必需。文末容引《诗书画》杂志第九期王霖先生《四虚堂札丛》一则，论及钱钟书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，愚以为其论尚不失客观公允，或可有先得我心者，抄录于此：“钱默存先生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二书，余尝得而读之。所悦者，体例新开，文词渊致，事实繁富，裁断深明；所憾者，过求独识，或矜学问，加以隐残生刻，忠恕久亏，遂使衡准之评，一若托高，精微之论，更似批瘢。其引今人著述，往往耻标姓名，于晚辈后生，尤多讥讪，刻薄尖酸，览者寒心。余甚爱其书而深叹其人，以为其学可师，其德可诫焉。余旧得《槐聚诗存》一卷，读之寡味，恒怪其诵诗之广，论诗之妙，其自为乃枯槁如是，何耶？及见《竟陵诗派》一篇，中谓‘以作诗论，竟陵不如公安。公安取法乎中，尚得其下，竟陵取法乎上，并下不得，失之毫厘，而谬以千里。’乃喟然释卷，叹曰：所谓取法乎上，并不得下者，非夫子自道欤？苏渊雷先生论槐聚诗，拈出‘有句无韵，有意无情’，可谓抉髓剔骨。”

是为序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进文，字补之，河北省兴隆县人，兴隆一中教师。

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。“亲近传统 重建斯文”华语创作有奖征集活动得到太月香学、状元台茶叶、贵龙森宝、花宝峰业、岳麓书社、浙江人民出版社、邵雷剪纸等合作伙伴大力支持。